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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1958年为何提出要辞去总理职务?

2018-01-11 16:25 网络整理

  由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发展到“大跃进”,在短短的几年里,中国历史演绎了一场场难以捉摸的风云。所幸的是,经过“大跃进”的阵痛,系铃的人出来解铃。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了一篇名为《十年总结》的文章。在讲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中出现的“乱子”时,毛泽东讲了这样几句话: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

  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这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的承认错误的方式。

  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还婉转地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受到的严厉批评有限度地平了反:

  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反冒进思路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

  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头脑中急于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主观意识再次强烈起来。

  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的局面,就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首先要统一的,就是领导层中的认识。

  在毛泽东看来,要统一认识,前一段的反冒进是一个大的障碍。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

  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作了以《做革命的促进派》为题的动人心魄的讲话。

  毛泽东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的响亮的口号,并总结和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这无疑是为求实、慎重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然而这时的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仍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极不满意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

  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

  可见在总方针上,毛泽东的意见是“促进”而不是“促退”,而且是不容置疑的。他对去年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和“促进”性质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很不满意,在讲话中他把这件事的严重性提得很高:

  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

  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有办法。

  毛泽东又把这件事与反右派联系起来,说:

  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此言一出,谁还敢继续“促退”,谁还敢说“促进”是“冒进”?况且一些人以为,只要人有胆量、有意志,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了,人们陷入了沉思。而周恩来则陷入了苦闷——一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深苦闷。

  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来看,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在许多时候都是高瞻远瞩的,其正确的一面远远多于错误的一面。他与毛泽东是多年密切合作的伙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感情深厚的朋友。然而,自从反冒进以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周恩来总感到在一些方面自己与毛泽东的思路有一些距离,或者说跟不上毛泽东的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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